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到市剧院来了。宣传鼓动部里发生的事件使与会者很愤慨，审
判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
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个案件只是一
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什么这个案件人民
法院会审理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判处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
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这件事当做谈笑的资料吗？对不起。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
就加吧。至于那帮娘们对我有那么大的火，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平时我根本不答理她
们。那件事不过是小事一桩，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
法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帐的。现在没有我，你们也可以处理。”法伊洛说罢，扬长而去。
当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在
竭力克制自己。
“大家在这里议论的这件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
用拳头用得多，动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候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在我清
醒过来之前，法伊洛的脑袋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暴露出游击
作风。说实在的，虽然他挨打是罪有应得，但我谴责自己的这种举动。法伊洛这种人是
我们共产党的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
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能同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
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
词，受到警告和严厉申斥处分。其余参加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介绍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申斥处分，由
于大会的强烈反对，他撤回了这个建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把保尔载往哈尔科夫。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
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由那里分配工作。他拿到一个不坏的鉴定，就动身了。
阿基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把全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毅力，只
是在极少的情况下表现暴躁，不能自持，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
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的
时候，咱们再研究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