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
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
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
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
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
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
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
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
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
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
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
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
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
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
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
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
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
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
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