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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阿加莎·克里斯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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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普尔小姐刚一在我的书中出现就有六十五岁到七十岁左右了,如同波洛一样。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她要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常常陪伴着我。假如我预见这一点,我会让一个早熟的学童作我第一个侦探,于是他会和我一起成长。
  为了这六篇系列小说,我给马普尔小姐安排了五个伙伴。第一个是她的外甥,他是一位当代小说家,他的作品里涉及了深奥的理论,乱伦、性、以及关于卧室和厕所设备的污秽描绘,总之,是他眼中赤裸棵的生活。他对自己美貌而迂腐的简姑姑一味迁就,就像对待一个不谙世事的人。第二个人是个身为现代派画家的年轻姑娘,她刚刚和雷蒙德·韦斯特有了点暖昧关系。接下来是佩蒂格鲁先生,他是位地方律师,没有人情味,机警,上了年纪;其余两位是本地医生,一个了解许多病例从而对每晚的难题都能讲出个所以然的有用之人,以及一位牧师。
  马普尔小姐自己讲述的疑案用了一个有些可笑的名字:《圣彼得的拇指》。后来,我又续写了六篇以马普尔小姐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十二篇和另外一篇以《死亡草》为书名在英国出版了,在美国出版的书名则叫《星期二俱乐部谋杀案》。
  我记不得写作《悬崖山庄奇案》的情景了,我可能以前就打好了腹稿,这是我的习惯,常常弄不清一本书是否刚脱稿还是已出版。故事情节常常不期而至地涌人脑海:沿着大街散步时,或满怀兴趣浏览某家帽店时,突然有了绝妙的构想。我想:“这回可以天衣无缝了,没有谁能看出破绽来。”当然,所有的情节都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各个人物也只能慢慢地活起来,我当即在练习簿上记下这个绝妙的构想。
  到目前为止,这样做很得心应手,但我常常把练习簿丢掉。我手里总是有半打练习簿,随时把想到的情节或是某种毒药或药品,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某次狡诈的诈骗案记下来。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些都清楚地分类归档,会省掉我许多麻烦。然而,有时到一摞旧笔记本中去漫无目标地寻找随手写下的几行字,诸如“可用的情节:自己动手;姑娘不是真妹妹;八月”以及情节梗概什么的,倒是别有一番乐趣。
  有些情节都记不得了,有些情节则时常在脑海中萦绕,我乐于细细地品味把玩,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写出来。在安排好《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细节之前,我曾在脑海中酝酿了很久。鲁斯·德雷珀的演出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她那逼真的模仿,那使自己从一个爱叨唠的妻子变成一个跪在教堂里的农家姑娘的演技给我以启迪。她使我写出了《人性记录》。
  初写侦探小说时,我无限评判或是认真地考虑犯罪问题。侦探小说是追逐猎物的小说,也是体现某种道德的小说;实际上它再现了那种古老的通俗道德传说: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一九一四年战争时期,作恶者并非英雄;当时英雄是行善的,敌人是邪恶的,道理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时没有开始研究心理学。我像其他任何写书和看书的人一样,憎恶罪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
  对于时髦的英雄拉弗尔斯则例外,他是个惯偷,爱打板球,总是和那个兔子样的伙计邦尼在一起。我一直有些讨厌拉弗尔斯,这当然是传统的作用。他是个罗宾汉式的人物,可拉弗尔斯令人感到轻松。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出现如今这样的情况,看犯罪小说是由于喜好暴力,为了从野蛮行为中获得虐待的快感。
  现在残酷行为几乎像每日的黄油面包一样普遍。当然,我称之为“仇视者”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像所有的少数派一样,这种人的能量远远超过多数人。
  由于写作犯罪小说的缘故,我对犯罪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我尤其喜欢看那些与罪犯打交道的人写的书,特别是那些试图教育罪犯或是想办法对罪犯进行所谓“改造”的人写的书,我想现在人们会用更堂皇的字眼来形容他们。那些罪犯大概中了魔,就像弥尔顿笔下的撤旦的所作所为:他渴望显赫,渴望权势,渴望像上帝那样地高贵。他内心没有爱,也就不知谦卑。我自己常说,通过观察生活而得出结论:不懂谦卑就意味着毁灭。
  写侦探小说的一大乐趣就在于有诸多体裁可供选择。
  轻松型的惊险小说,这种小说写起来特别舒心;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其情节复杂,颇费心思,值得回味;还有一种包含激情,我也只能叫它侦探小说,它充满帮助拯救无辜的激情,因为人们关心的是无辜者而不是罪犯。
  我可以对那些杀人犯哲暂不作判决,但是我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蠹虫,他们制造仇恨,随心所欲。我情愿相信他们生来就是废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人们会可怜他们,但即使如此,也不会宽宥他们。因为宽宥他们,无异于宽宥那些从中世纪瘟疫流行的村庄中逃出而混进邻村无辜村民和活泼孩子中的人。无辜者必须受到保护,他们应该能在平静和博爱中和睦相处。
  使我震惊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无辜者。当读到一起谋杀案时,看上去人们对悲惨情景——譬如说一家小烟铺的颤巍巍的老妇,正转身为一年轻的恶棍拿盒烟时,却被打死了——无动于衷。人们似乎对这种恐怖行为,对她的痛苦,对她终于辞别人世不在乎。谁都对死者的痛苦不以为然,人们只是对年轻的杀人犯不胜同情,因为他年轻。
  为什么不把他处以死刑?在这个国家,我们捕杀豺狼,并不试图让豺狼和羊群和睦相处。我们进山捕杀野猪,以防它下山在溪边咬死孩子。它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捕杀它们。
  我对那些被残忍仇恨的霉菌所侵蚀而视他人生命为草芥的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常常有良好的家境,良好的机遇,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他们说白了就是不走正道。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怎么处置杀人犯?不是终生监禁,这要比古希腊一杯毒芹汁处死更残酷。我们所找到的最好办法是流放。
  广漠的旷野上,只有土著居民在那生息,在那只能生活在更加鄙陋的环境中。
  让我们看一看这种观念:今日之短曾是昔日之长。如果不是心狠手毒,如果不是嗜杀成性,如果不是全无怜悯之心,也许人类就难以生存下去。也许早就绝种了。当今的恶人也许是昔日的强者。那时他有这种必要,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个必要了,他成了危险分子。
  在我看来,惟一希望是强制这种人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贡献。例如,可以允许这种人在一杯毒芹汁或是献身于试验性研究之间作出选择。
  这似乎从侦探小说扯远了,但是即可能说明了为什么我对受害者比罪犯更有兴趣。受害者被描写得愈逼真,由此而产生的愤慨就愈加强烈,那么,当我们把他从死亡的幽谷中拯救出来时,心里也就充满着愉快的胜利感。


3

  第二年三月,我按计划去了乌尔。马克斯到车站接我。
  我曾想自己会不会害羞,毕竟,我俩才结婚就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俩好像昨天就在一起了。马克斯给我写的信很详细,我感到我对当时考古挖掘地进展情况像一个考古工作者那样了解。回家之前,我在考古队营地住了几天。莱恩和凯瑟琳热情地招待我,马克斯还带我去挖掘地点看了看。
  天不作美,突然刮起了暴风。这时我才注意到马克斯的眼睛已习惯了风沙。我踉踉跄跄地跟在他身后,狂风吹得我睁不开眼,而马克斯眼睛圆睁,给我指这儿说那儿。我惟一的念头是躲到房子里去,但是我还是勇敢地坚持下来了,因为尽管很难受,我对马克斯在信中说到的一切却极为感兴趣。
  随着挖掘季节的结束,我俩决定经波斯回国。这时有个小型航空公司(是德国人办的),开办了巴格达至波斯的航线,我们搭乘了飞机。这是一种单引擎的飞机,只有一个驾驶员。我俩都感到这太冒险了。
  飞机抵达设拉子,我还记得那儿的景色多么令人向往,它就像是嵌在灰褐色旷野上的一颇深绿色宝石。飞机愈飞愈近,绿宝石愈加光彩夺目;飞机降落后,我们终于发现这是——座由绿洲、棕榈和花园组成的绿色城市。我不知道波斯究竟有多少沙漠,可我明白了为什么波斯人那么珍视花园,这是因为有座花园是多么地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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