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辛亥、51）

　　二十七年（辛亥，公元51年）

　　[1]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1]夏季，四月戊午（二十一日），大司徒玉况去世。

　　[2]五月，丁丑，诏司徒、司空并去“大”名，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2]五月丁丑（十一日），光武帝下诏，命将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全都去掉，并将大司马改为太慰。将骠骑大将军、代理大司马刘隆即日罢免，任命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3]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帝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3]北匈奴派使者到武威郡请求和亲。光武帝召集公卿在朝堂商议，决定不下。皇太子说道：“南单于新近归附，北匈奴害怕遭到讨伐，所以倾耳听命，争着要归顺汉朝。如今我们没能为南匈奴出兵，却反与北匈奴交往，我担心南匈奴将生二心，而想要投降的北匈奴也不会再来了。”光武帝赞同这一见解，告知武威太守不要接待北匈奴使者。

　　[4]朗陵侯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究则稽首，安则侵盗。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4]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说：“匈奴贪图利益，没有礼仪和信义，困难时向汉朝叩头，太平时便侵边掳掠。如今北匈奴遇到瘟疫，人马、牲畜病死，又遭旱灾、蝗灾，赤地千里，疲惫困顿不堪，实力抵不过汉朝的一个郡。万里之外的垂死性命，悬在陛下之手。福运不会再来，时机容易丧失，难道应当死守斯文道德而放弃武力吗？现在应当命令将领进驻边塞，悬以重赏，命高句骊、乌桓、鲜卑进攻北匈奴左翼。如果这样，北匈奴的灭亡，不过数年之事。我们担心陛下仁慈恩厚，不忍开战，而参谋之臣又犹豫不决，使刻石铭记流传万代的功业不能在圣明的今世建立！”光武帝用诏书回报道：“《黄石公记》说：‘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舍弃近处 而经营远方，劳碌而无功效；舍弃远方而经营近处，轻松而有成果。所以说：一心扩充地盘就会精疲力尽，一心推广恩德就会壮大强盛。拥有自己所有的人，得到安宁；贪图别人所有的人，变得凶恶。残暴的政令，既便一时成功，也终将失败。’如今国家没有为民造福的政策，灾祸变异不断，百姓惊慌不安，不能保全自己，难道还要再去经营遥远的塞外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家的祸患不是外部之敌颛臾，而在内部。’况且北匈奴的实力仍然强盛，而我们屯兵边境，开垦田地，戒备敌侵，传闻的事，总是多有失实。果真能以一半国力消灭大敌，岂不是我最高的愿望！若是时机未到，不如让人民休息。”从此，将领们不敢再建议用兵。

　　[5]上问赵熹以久长之计，熹请遣诸王就国。冬，上始遣鲁王兴、齐王石就国。

　　[5]光武帝向赵熹垂问永保帝业之策。赵熹建议派遣诸侯王各回封国就位。冬季，光武帝开始派遣鲁王刘兴、齐王刘石前往封国就位。

　　[6]是岁，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宠为人，谦柔畏慎，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遗令薄葬，一无所用。以 为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

　　[6]本年，光武帝的舅父寿张恭侯樊宏去世。樊宏为人谦和谨慎，每逢朝会，总是提前到达，俯身待命。所上奏章都由他亲手书写，销毁底稿。朝会时皇上有所询问，他不敢当众对答。宗族受到他的影响，没有人触犯法令。光武帝对他十分敬重。他病重的时候，遗命实行薄葬，不用任何随葬物品。他认为，棺柩一旦掩埋，便不应再见。如果棺木朽烂，会使子女伤心，所以他吩咐要与夫人同坟不同穴而葬。光武帝赞赏他的遗嘱，把他的遗书出示百官，并说：“如今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愿，便无法显示他的品德；况且在我去世之后，也要依照此法。”

　　二十八年（壬子、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