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太后兄弟虎贲中郎廖及黄门郎防、光终明帝世未尝改官。帝以廖为卫尉，防为中郎将，光为越骑校尉。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第五伦上疏曰：“臣闻《书》曰：‘臣无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近世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抑损阴氏，不假以权势。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戚，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又谕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今之议者，复为马 氏为言。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雒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13]马太后的兄弟、虎贲中郎将马廖和黄门郎马防、马光三人，在明帝当政时一直没有升迁。章帝将马廖任命为卫尉，马防任命为中郎将，马光任命为越骑校尉。马廖等人热衷于结交宾朋，官吏士人争相趋附马家。第五伦上书说：“我听说《尚书》中写道：‘臣子不得作威作福，否则加祸于家，危害于国。’近代光烈阴皇后虽然天性友爱，却压抑约束阴家之人，不为他们求官求权。后来的梁家、窦家，都有人犯法，明帝即位以后，竟多加诛杀。从此洛阳城中不再有专权的外戚，写信请托之事，一概消除。明帝还告诫外戚说：‘辛苦结交士子，不如全心报效国家。戴盆而望天，两事不能全。’如今人们的议论，又集中在马家。我听说卫尉马廖用三千匹布，城门校尉马防用三百万钱，私下供给长安一带的士人，无论认识与否，无不给予馈赠。还听说在腊祭之日，又送给洛阳地区的士人每人五千钱。越骑校尉马光，曾在腊祭时用掉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我认为这些行为与儒家经典大义不合，心中惶恐不安，不敢不让陛下知晓。陛下的本意是要厚待他们，但也应使他们平安。我今天说这番话，确实是盼望上能效忠陛下，下能保全太后一家。”

　　[14]是岁，京师及兖、豫、徐州大旱。

　　[14]本年，京城及兖州、豫州、徐州出现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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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第四十六卷

汉纪三十八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元年（丙子、76）

　　汉纪三十八汉章帝建初元年（丙子，公元76年）

　　[1]春，正月，诏兖、豫、徐三州禀赡饥民。上问司徒鲍昱：“何以消复旱灾？”对曰：“陛下始践天位，虽有失得，未能致异。臣前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夫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宜一切还诸徙家，蠲除禁锢，使死生获所，则和气可致。”帝纳其言。

　　[1]春季，正月，章帝下诏，命令兖州、豫州、徐州等三州官府开仓赈济饥饿的难民。章帝问司徒鲍昱：“怎样消除旱灾？”鲍昱答道：“陛下刚即位，即使有失当之处，也不会导致灾异出现。我先前曾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之案，在当地拘禁了一千多人，这些囚犯恐怕不是全都有罪。大案一发，被冤枉者往往超过半数。此外，由于被流放的人和亲属分离，死后的孤魂得不到祭祀。我建议，让流放者全都返回家乡，除去不准作官的禁令，使死者生者各得其所，这样便可召致祥和之气，消除旱象。”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校书郎杨终上疏曰：“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伦亦同终议。牟融、鲍昱皆以为：“孝子无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戌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疏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兵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

　　校书郎杨终上书说：“近年在北方讨伐匈奴，在西方开通三十六国，致使百姓连年服事徭役，转运繁巨而费用浩大。忧愁苦难的人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当留意省察！”章帝将杨终的奏书下交群臣讨论。第五伦也同杨终的意见一致，而牟融、鲍昱都认为：“孝顺之子不改父亲的主张。讨伐匈奴、屯驻西域，都是先帝的决策，不应有所变化。”杨终再度上书说：“秦始皇修长城，工程浩大，徭役频征，胡亥不改前代政策，终于失去了天下。因此，孝元皇帝放弃了珠崖郡，光武皇帝拒绝了西域各国的归附，不能让鱼鳖去掉鳞甲，而穿上我们的衣服。春秋时，鲁文公拆毁了泉台，《春秋》讥讽道：‘先祖造台而子孙自毁台，还不如只留着它不去居住。’这是由于泉台的存在不会妨害人民。鲁襄公曾建立三军，而被鲁昭公裁撤，君子却赞扬他的复古举动，认为不裁撤便会妨害人民。如今在伊吾屯田和在楼兰驻防的士卒久不还乡，这不合上天之意。”章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2]丙寅，诏：“二千石勉劝农桑；罪非殊死，须秋按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沛国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征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蒲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2]正月丙寅（二十三日），章帝下诏：“二千石官员应大力劝勉百姓从事农耕和桑蚕之业，除非犯有该当斩首之罪，一切案件都等到秋后审理。各部门要审慎地任命官吏，提拔温和良善之士，排除贪婪奸滑的小人，顺应天时节令，清理冤案。”当时沿袭明帝旧制，官吏政风崇尚严苛，尚书所作裁决，大多从重。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章帝新近即位，应当改革前代的这种严苛风气，便上书道：“我听说古代贤君为政，奖赏不过度，刑罚不滥施。在不得已时，宁可过度奖赏，也不滥施刑罚。以往官员判案严厉，因此能够以威力惩治奸恶；而在奸恶清除以后，就必应以宽厚相补。陛下即位以来，多根据这个宗旨行事，屡次诏告群臣，劝勉温和之政。然而有关官员未能完全顺承圣上的旨意，仍然追求苛刻。审案官急于采取严刑拷打的残酷手段，执法者则纠缠于肆意诬陷的文书，或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执政就象琴瑟上弦，如果大弦太紧，小弦就会崩断。陛下应当发扬古代贤君的治国之道，清除那些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苦刑以拯救生命，全面推行德政以顺奉天心！”章帝将他的意见全部采纳，在处理政务时总是依据宽厚的原则。

　　[3]酒泉太守段彭等兵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北匈奴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殁，谒者王蒙等欲引兵还；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恭至雒阳，拜骑都尉。诏悉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徵还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