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夏，四月，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代琬为尚书令。

　 　[5]夏季，四月，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

　　[6]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 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汉一大郡。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业、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是当罢守御耳，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识，萧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人，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帝乃为之少有减省。

　 　[6]明帝热衷于土木建筑工程，已经兴建了许昌宫，又修复洛阳宫，建起昭阳太极殿，筑成总章观，观高十余丈。于是不停地征调劳役，农桑之事几乎停顿。司空陈群上书说：“古代大禹承继唐尧、虞舜的昌盛基业，还是居住低矮的宫室，身穿粗劣的衣服，何况如今正在战乱之后，人口很少，比之汉文帝、汉景帝之时，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加之边疆战事不断，将士劳累辛苦，如果出现水灾、旱灾，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虑。以前刘备从成都出发到白水，沿途大建居室馆所，耗费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是使民众疲惫。而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吴国、西蜀所希望的，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愿陛下考虑！”明帝答道：“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也应该并行建立，消灭敌人之后，只须罢兵防守，怎么可以再大兴劳役呢？这本来是你的职责，同萧何当初修治未央宫一样。”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然被灭，而宫室都被烧毁，所以萧何修建了武器库、粮库，都是紧急需要，然而高祖还责怪修建得过于华丽。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实在不应与古代等同并论。人们要想满足私欲，没有找不到托辞的，何况帝王，更没有人敢于违抗。陛下以前想要拆毁武器库，说是不可不拆毁；以后打算重新设置，又说不可不设置。如果一定要兴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话所能改变的；如果稍加留意历史教训，臣下回心转意，也不是高瞻远瞩地所能比得上的。汉明帝打算修建德阳殿，钟离意直言规劝，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后又重新兴建；宫殿建成后，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此殿就建不成了。’作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个人？应该一切为百姓考虑。现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听取一些意见，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为此，明帝稍有减省。

　　帝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徙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之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报曰：’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明帝沉迷于宠妃美女之中，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文武百官的数目，自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千人，挑选读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任为女尚书，让她们审查不经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分别处理，可者准奏。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不建造一个小小的楼台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没有闲暇营治宅第，何况现在所耗费的绝非只是百金的资财，所忧虑的绝非只是北狄的危害！我认为，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动工的工程，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竣工之后遣返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待西蜀和吴国平定之后，再可慢慢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嫔妃的仪制，已经够盛大了。我私下听说，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圣下的子嗣未能昌盛，大概全是由于此吧。我认为可以挑选少量贤淑美女，备齐内官的数目，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精养神，专一静养。那么，《诗经·螽斯》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明帝回答说：“你经常正言进谏，其它事情，请再进言。”

　　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訾，民 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

　　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没收财产，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给以重赏。高柔又上书说：“近年来，百姓提供了各种劳役，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群鹿有时暴性发作，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处处为害，所损害的不计其数，民众虽然设障防备，但力量不够，防不胜防。以至到了荥阳附近地区，周围数百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将没有办法应付。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准许民众捉捕麋鹿，尽快解除猎禁，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没有谁会不高兴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卫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以便远望孟津。卫尉辛毗规劝说：“天地成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经违背了天理；加之耗费人工，民众已无力承担。如果九河涨满，洪水为害时，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靠什么防御呢？”明帝这才作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帝优诏答之。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总观各朝末世放荡的弊政。以前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汉文帝、汉景帝的谦恭节俭，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又往何处施展，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军队在外戍边，各项修缮整治工程，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

　　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之祸矣。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弩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杨阜又上书说：“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万国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天下乐业。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装饰走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位二世即归灭亡。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与共，利害相同。我虽然愚蠢胆怯，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落在地。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谨敲击棺木，沐浴更衣，听候诛杀。”奏章呈上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回答。

　　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明帝曾经头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杨阜问明帝：“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明帝沉默不语。从此以后，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