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主以太子亮幼少，议所付托，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付大事。吴主嫌恪刚很自用，峻曰：“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恪将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时咸谓之失言。

　　吴王因为太子孙亮年幼，商议找个可以托付国事之人，孙峻推荐大将军诸葛恪，认为他可承担大事。吴王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峻说：“当今朝廷大臣之才，没有能赶得上诸葛恪的。”于是就召诸葛恪到武昌来。诸葛恪临行之时，上大将军吕岱告诫他说：“现在世上正是多难之时，望你每件事必先想十次再做。”诸葛恪说：“从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只要想两次就可以了’。而您却让我想十次，这明明是认为我才能低劣！”吕岱无言以对，当时人都认为他失言。

　　虞喜论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机，能胜之者鲜矣。吕侯，国之元耆，志度经远，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见拒；此元逊之疏，机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义，广谘当世之务，闻善速于雷动，从谏急于风移，岂得陨身殿堂，死于凶竖之刃！世人奇其英辩，造次可观，而哂吕侯无对为陋，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忘秋实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垂发，而费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敏以为必能办贼，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也。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蜀为蕞尔之国，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唯守与战，何可矜己有余，晏然无戚！斯乃性于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循所害，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皆足以为世鉴也。

　　虞喜论曰：接受管理天下大事的托付，是最重的担子；以大臣的身分行使君主的权威，是最难的事情；一身同时承担这两件事而日理万机，能够胜任者是很少的。吕侯是国家的元老，经过深思远虑，才以十思告诫他，但被认为是说他低能而受到拒绝，这就是诸葛恪的疏漏，不具备机敏灵慧之处。如果顺着十思的意思行事，广泛地征询了解当时社会的事务，采纳善言比迅雷还快，听取谏议比刮风还急，怎能丧身殿堂，死于凶恶小人的刀下？世人注重他突出的辩才，欣赏他仓卒之间的应对，而耻笑吕侯的无言以对为浅陋，却不考虑安危、不思虑始终。这是只喜欢春天草木的繁花似锦、而忘记秋天果实的甘甜爽口。从前魏人伐蜀，蜀人去抵御，精兵整肃待命出发，而费却正在与来敏下棋，毫无厌倦之意。来敏认为他必能打败敌人，这是说他内心已确定高明的策略，而外表毫无忧色。何况长宁认为君子面临大事就恐惧谨慎，善于谋略才能成功。蜀是个小国，而且面临大敌，其所谋划的只应是坚守或交战，怎能过多地自负自傲，而安然对敌毫无忧患之意呢？这就是费的性情宽厚简忽，不提防细微之处，所以终究被投降之人郭循所害。这难道不是凶兆见于彼而灾祸成于此吗？以前听说长宁鉴别文伟，而今见到诸葛恪拒绝吕侯，二事大体相同，都足以成为后世的借鉴。

　　[13]恪至建业，见吴主于卧内，受诏床下，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孙弘领少傅；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吕序。又以会稽太守北海滕胤为太常。胤，吴主婿也。

　　 [13]诸葛恪到达建业，在卧室内谒见吴王，在床下接受诏命，以大将军的身分兼任太子太傅，孙弘兼少傅；诏命有司各种事务一切听命于诸葛恪，只有生杀大事，事后要报告。并为他制定了群官和各部门拜见的礼仪，各有不同的规格。又任命会稽太守、北海郡人滕胤为太常。滕胤是吴王的女婿。

　　[14]十二月，以光禄勋荥阳郑冲为司空。

　　 [14]十二月，魏国任命光禄勋荥阳人郑冲为司空。

　　[15]汉费还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乃复北屯汉寿。

　　 [15]蜀汉的费回到成都，看风水的人说：“都城里没有宰相的位置。”于是他又向北去驻扎在汉寿县。

　　[16]是岁，汉尚书令吕又卒，以侍中陈祗守尚书令。

　　 [16]这一年，蜀汉的尚书令吕又去世，任命侍中陈祗为尚书令。

　　四年（壬申、252）

　　四年（壬申，公元252年）

　　[1]春，正月，癸卯，以司马师为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