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辰，群臣奏请易服复膳，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之礼，以为沈痛。况当食稻衣锦乎！适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精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遂以疏素终三年。

　　戊辰（二十二日），群臣上奏请求晋武帝更换正常的服饰和膳食，晋武帝下诏说：“每当感念先灵，而朕不能完成穿丧服之礼，就为此沉痛，更不要说吃稻米、穿锦绣了。这样做只会激起朕的痛切之心，不能够缓解朕的沉痛。朕本生于儒者之家，礼法传习已久，何至于一时之间便对自己的父亲改了这种感情！听从你们的已经够多了，你们可以对照孔子回答宰我的话反省自己，不要再多说了。”于是以素食素服度过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而不能将顺其美，惜哉！

　　臣司马光曰：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服丧三年，这是先王礼经所规定，百世不可改变。汉文帝以已意为师，不守成规，改变古制，败坏礼法，断绝父子之间的恩德，毁坏君臣之间的情义，使后世的帝王不能真诚专一于哀悼先人的感情，而群臣谄媚、阿谀，没有人肯加以改正。到了晋武帝，唯独以自己的天性加以纠正并实行，可称是非凡的贤君。而裴秀、傅玄之徒，是见识鄙陋的平庸之臣，习惯于常规，拘守行之已久的习俗，不能够承顺晋武帝的美意，可惜啊！

　　[11]吴改元宝鼎。

　 　[11]吴国改年号为宝鼎。

　　[12]吴主以陆凯为左丞相，万为右丞相。吴主恶人视已，群臣侍见，莫敢举目。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吴主乃听凯自视，而他人如故。

　 　[12]吴主任命陆凯为左丞相，万为右丞相。吴主憎恶别人注视他，群臣朝见或在一旁侍候，没有人敢抬眼看他。陆凯说：“君臣之间没有不相识的道理，如果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吴主于是听凭陆凯注视他，而对别人却依然如故。

　　吴主居武昌，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又奢侈无度，公私穷匮。凯上疏曰：“今四边无事，当务养民丰财，而更穷奢极欲；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臣窃忧之。昔汉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刘失道，皆为晋有，此目前之明验也。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武昌土地危险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观之，足明人心与天意矣。今国无一年之蓄，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官吏务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景帝以来，乃有千数，此耗财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愿陛下省息百役，罢去苛扰，料出宫女，清选百官，则天悦民附，国家永安矣。”吴主虽不悦，以其宿望，特优容之。

　　吴主居住在武昌，扬州的百姓逆流而上提供物资，异常劳苦。再加上吴主奢侈无度，使得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匮乏。陆凯上疏说：“如今四周边境都没有战事，应当致力于休养民力，积蓄财富，然而却愈发穷奢极欲；还没有发生灾难而百姓的精力已尽，还没有什么作为而国库的资财已经空虚，我私下为此感到忧虑。从前汉室衰微，三家鼎立，如今曹、刘失道，都被晋所占有，这是近在眼前的、十分明显的证据。我蠢笨无知，只是为陛下珍惜国家而已。武昌地势高险，土质薄，多山石，并非帝王建都的地方，况且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在武昌居。’由此看来，是可以证明人心与天意了。现在国家仅有不足一年的积蓄，百姓有离散的怨言，国家这棵大树已经渐渐露出了根本，而官吏却致力于苛刻催逼百姓，没有人体恤他们。大帝的时候，后宫的女子以及各种织工，人数不足百人，景帝以来，人数已经上千，这就使资财的耗费非常严重了。另外，您身边的臣子，大多没有什么才能，他们结成帮派相互扶持，陷害忠良，埋没贤达，这都是些损政害民的人。我希望陛下减省、停止多种劳役，免去苛刻的骚扰，清理、减少宫女，严格选拔官吏，那么就会使天喜悦而民归附，国家长久安定了。”吴主虽然不高兴，但由于陆凯的名望大，就对他特别宽容。

　　[13]九月，诏：“自今虽诏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

　 　[13]九月，晋武帝下诏书：“从现在开始，即使诏令有要求，以及已上奏并获得批准，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有不便之处的，都不得隐瞒实情。”

　　[14]戊戌，有司奏：“大晋受禅于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从之。

　 　[14]戊戌（二十三日），有关部门上奏称：“大晋受到魏的禅让，应当一概沿用前代历法与车马祭牲的颜色，如同虞舜遵循唐尧旧制一样。”晋武帝听从了这一意见。

　　[15]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