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十九 显宗成皇帝下咸康八年（壬寅、342）

　 　晋纪十九 晋成帝咸康八年（壬寅，公元342年）

　　[1]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己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2]乙丑，大赦。

　 　[2]乙丑（初七），东晋大赦天下。

　　[3]豫州刺史庾怿以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觉其毒，饮犬，犬毙，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二月，怿饮鸩而卒。

　 　[3]豫州刺史庾怿送酒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得有毒，用酒喂狗，狗饮酒后死亡，王允之将此事秘密奏报成帝。成帝说：“我大舅庾亮曾经导致国内大乱，小舅庾怿又想这样吗！”二月，庾怿饮毒药自杀。

　　[4]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庙。

　 　[4]三月，开始把武悼后的牌位供奉在武帝庙。

　　[5]庾翼在武昌，数有妖怪，欲移镇乐乡。征虏长史王述与庾冰笺曰：“乐乡去武昌千有余里；数万之众，一旦移徙，兴立城壁，公私劳扰。又江州当溯流数千里供给军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实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若移乐乡，远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重将，固当居要害之地，为内外形势，使窥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谶，卒为刘、项之资；周恶弧之谣，而成褒姒之乱。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当择人事之胜理，思社稷之长计耳。”朝议亦以为然。翼乃止。

　 　[5]庾翼在武昌，常有妖异的事情发生，便想将镇守地点转移到乐乡。征虏长史王述给庾冰写信说：“乐乡距离武昌有千里之遥，数万士众，一旦真的移徙，又要修筑城郭，对公家、对私人都是烦劳困扰。再说江州需要溯水而上，行进几千里供给军府资用，所费的劳力徭役加倍，此外，武昌处在江东镇戍地至西陲的中点，作用不仅是防御抵抗由上流而下的敌寇，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或者有需要快速禀报的事，快马奔驰都不难及时赶到。如果移镇乐乡，远处西陲边远之地，一旦长江沿岸有忧患发生，就来不及相救。驻守地方的重要将领，本来就应当居住在要害的地方，成为对内对外的屏障要冲，使寇贼虽有窥伺之心却无机可乘。以往秦王赢政忌惮胡人将灭亡秦国的谶言，最终被刘邦、项羽所利用；周宣王厌恶弧的童谣，却造成周幽王时的褒姒之乱。所以通达之人、有道君子，直道而行，都不采取禳避妖异的作法，此时正应当决择人事的大道理，考虑国家的长远之计。”朝廷论议都认为很对，庾翼这才打消迁徙的念头。

　　[6]夏，五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寅，疾笃。或诈为尚书符，敕宫门无得内宰相；众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诈也。”推问，果然。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权日久，恐易世之后，亲属愈疏，为他人所间，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立长君；请以母弟琅邪王岳为嗣，帝许之。中书令何充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易之者鲜不致乱。故武王不授圣弟，非不爱也。今琅邪践阼，将如孺子何！”冰不听。下诏，以岳为嗣，并以奕继琅邪哀王。壬辰，冰、充及武陵王、会稽王昱、尚书令诸葛恢并受顾命。癸巳，帝崩。帝幼冲嗣位，不亲庶政；及长，颇有勤俭之德。

　 　[6]夏季，五月，乙卯（疑误），成帝身体不适。六月，庚寅（初五），病情加重。有人伪造尚书符令，敕令皇宫门人不许让宰相入内，众人都大惊失色。庾冰说：“这一定有诈。”推究查问，果然如此。成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和司马奕年幼，都在襁褓之中。庾冰因为自己兄弟执掌朝政已久，怕皇帝换代之后，自己与皇帝亲属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因而被他人所乘，常常劝说成帝国家外有强敌，应当册立年纪大的君王，并请求让成帝的同母兄弟、琅邪王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成帝同意了。中书令何充说：“皇位父子相传，这是先王确立的旧制，改变旧制很少有不导致祸乱的。所以周武王不把天子之位传授圣贤的兄弟周公，并不是因为不爱他。现在如果琅邪王即位，拿两子孺子怎么办！”庾冰不听。成帝下诏，让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并让自己的儿子司马奕承袭琅邪哀王司马安国的封号。壬辰（初七），庾冰、何充以及武陵王司马、会稽王司马昱、尚书令诸葛恢同时受任顾命国政。癸己（初八），成帝驾崩。成帝年幼时继位，不亲自处理政务。等到年岁渐大，颇有勤俭的德行。

　　[7]甲午，琅邪王即皇帝位，大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