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孝武帝不希望把大权交给自己的臣属。六月，戊寅（初六），吏部尚书分设两名，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同时，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一官位。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待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觊，琳之之孙；，谧之兄孙；兴宗，廓之子也。

　　当初，晋朝时期，散骑常侍官职的选授很被天下人看重，和侍中没有两样崐。后来，这一官职的工作清闲松散，所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现在，孝武帝打算提高它的地位，所以，他任用当时很有名望的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担当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地位重要，而常侍工作清闲、无关紧要，如果仅仅是在名称上更改一下，而不是加强实际权力，尽管是皇上想要提高它的地位，人心又怎么能够改变过来呢？”不久，散骑常侍的地位再度降低，而吏部的尊贵，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谦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裴子野论曰：选用适当的人任某一官职，是件很困难的事，前代君王早已说过，这已经很久了。按周朝的礼仪来说，从学校开始就注重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他的家乡加以评论，把评论的结果告诉给各个州郡的六事，再由六事把这些人的姓名呈报给朝廷。在汉王朝时代，各个州郡搜集一些有才能有功劳人的情况，再由五府任命他们为辅佐。三公前来具体考察他们工作的得失，尚书把考察结果呈报给天子。一个人才，经过了这么多道的审查，因此，为官者能够称职，人尽其才，很少把事情做坏。魏、晋时代不是这样，选用官员的失误特别多。有些人长着一副忠厚诚恳的面孔，但内心却是阴险狡猾得很，就好像那万丈深渊一样难以摸透。即或是听其言、观其行，恐怕也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何况现在千千万万的为官者，只靠偶尔见过一面的印象，就要决定是晋升还是削免；成百的僚属的任用，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从此，投机钻营的恶劣风气猖獗，不能遏止。为了能升官进爵满足自已的贪欲，就用尽一切手段去谄媚、渎职枉法，廉耻之风荡然无存，官吏们不再有谨慎宽厚的操行。贪官污吏作恶多端，致使国家政局混乱腐败，不能再加约束。纵使是舜帝面南主持朝政，让龙作尚书，要想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恐怕也未必做得到，更何况后代那些为官的人呢。如今，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却已无法再回到周、汉时代了。仅仅是朝三暮四更改名称，这岂不是变本加厉吗？

　　[9]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9]丙申（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到松山狩猎。庚午（二十八日），前往河西。

　　[10]南彭城民高、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科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10]刘宋南彭城平民高、和尚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语言胡言乱语，煽动人心，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秘密勾结，阴谋叛乱，拥护高作皇帝。事情被发觉，甲辰（初二），全被抓起来处死，同时受牵连被斩首的人有几十个。为此，孝武帝颁下诏令，清除所有和尚，并公布各种禁令，严格执行株连制度。除了能严守戒规、苦心修行的高僧外，其余的都要还俗。可是，有很多尼姑经常出入深宫，这项规定竟然执行不了。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反，上因诬僧达与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延尉，赐死。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明伶俐，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个人却是放荡行事，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刚登上帝位，曾提拔他做仆射，官位在颜竣、刘延孙二人之上，因此，王僧达自负才能和门地，认为当世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一二年的功夫，他就能升为宰相。不久，他却被贬为护军将军，所以，心里郁郁不得志，几次上书请求到外地任职。孝武帝很不高兴，从此以后慢慢把他崐降级，五年之间，连贬七次，最后，又被弹劾。王僧达既觉得耻辱，又心怀不满和怨恨，每次写给孝武帝的奏章，言辞之间多有不平，又特别喜欢指责朝政的弊端，孝武帝早已积着一股怨气。偏巧，皇太后路氏哥哥的儿子曾经拜访王僧达，他直接就坐到了王僧达的床上，王僧达下令把床扔出去，路太后因此非常恼怒，把孝武帝叫来让他一定把王僧达杀了。这时，正赶上高谋反，孝武帝顺势陷害王僧达与高是同谋。八月，丙戌（十五日），逮捕了王僧达交付廷尉，命他自杀。

　　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版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借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沈约论曰：所谓君子与小人不过是分别对一类人物的通称。走正路，就是君子；不走正路，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起于屠夫渔夫之中做了周朝的太师，傅说放下筑屋垒墙的工作，做了殷朝的宰相。从下层中发现被埋没的人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是否有才能。直到两汉时期，这个道理还没有改变：胡广出身于世代务农的农夫家里，他却能高升到公相的位置；黄宪也不过是个兽医的儿子，名声竟也威震京师。并不像后代把人分成士族和庶族两等。魏武帝开始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依此来评价人才的优劣，却不是用来评价家世的高低贵贱，但是地方的都正俗人们却为了个人利益，随波逐流，他们依仗着自己门第的高贵、出身的显赫，以此高踞于别人之上，并由此而形成了习惯，最后竟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法规。周、汉的方法，是有才智的人役使愚昧无知的人。魏、晋以后则是出身高贵、地位高贵的人驱使出身卑贱的人。士族与庶族的不同品类就有明显的区别了。

　　裴子野论曰：古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途；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才华轻躁，使其生自寒宗，犹将覆折；重以怙其庇荫，召祸宜哉。

　　裴子野论曰：古代，只要是有道德讲仁义的人，都会受到尊敬，不管他的出身地位是贩夫还是走卒。如果这个人品质低劣，即使他出身世族，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名公高位的人的子孙们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虽然士族和庶族有所区别，但却没有什么豪华与凡素的对立。从晋代以来，这一潮流渐渐改变，出身草野荒泽的寒士，还可以在清正的仕途中得到显贵。到了晋末，就专门注意人的门第出身了。从此，三公的儿子瞧不起一般官宦人家；朝中官员的子孙，更看不起地方官吏的后代。彼此之间相互傲慢骄矜，争比高低，斤斤计较。只看出身门第，而不问贤德才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种身负才华，却又性情轻狂骄躁的人，即使让他们生在寒门之家，也仍然要遭到覆亡摧折，何况他们还要仗恃着自己出身显贵的特权，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11]九月，乙巳，魏主还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