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夏季，四月丁巳（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6]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为司徒，京兆王继为司空。

　　 [6]五月戊戌（二十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

　　[7]魏累世强盛，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胡太后尝幸绢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少者不减百余匹。尚收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负绢过重，颠仆于地，崇伤腰，融损足，太后夺其绢，使空出，时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怪其少，对曰：“臣两手唯堪两匹。”众皆愧之。

　 　[7]北魏接连几代都很强盛，东夷、西域都不断地向其进贡，他们又设立了互换物品的市场来取得南方的货物，因此国库非常充实。胡太后曾经临幸藏绢的仓库，命令随行的一百多个王公、妃嫔、公主各自取绢，按自己的力气而取之，拿得最少的也不下一百多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因为扛的绢太重，跌倒在地，李崇扭伤了腰，元融扭伤了脚，胡太后夺下了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而出，当时的人们都把这事当成了笑话。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侍中崔光只取了两匹，胡太后嫌他拿得少，他回答说：“我的两只手只能拿得动崐两匹绢。”其他的人听了后都很惭愧。

　　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李崇富埒于雍而性俭啬，尝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

　　当时北魏宗族中受宠掌权的大臣们都争比奢侈豪华。高阳王元雍是全国的首富，他的宫室园林和帝王的园林不差上下，有六千男仆，五百艺伎，出门时仪仗卫队充塞道路，回家后就整日整夜地吹拉弹唱，一顿饭价值几万钱。李崇与元雍同样富，但他生性吝啬，他曾对人说：“高阳王的一顿饭，等于我一千日的费用。”

　　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匹，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旆。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马脑碗，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缯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素以富自负，归而惋叹三日。京兆王继闻而省之，谓曰：“卿之货财计不减于彼，何为愧羡乃尔？”融曰：“始谓富于我者独高阳耳，不意复有河间！”继曰：“卿似袁术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耳。”融乃笑而起。

　　河间王元琛，总是想和元雍比富，他有十多匹骏马，马槽都是用银子做的，房屋的窗户之上，都雕饰着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真是金碧辉煌。他曾经召集众王爷一同设宴饮酒，所用酒器有水精盅、玛瑙碗、赤玉杯，都制作精巧，皆非中原的出产。他又陈列出艺伎、名马和各种珍奇宝贝，令王爷们赏玩，然后又带领众王爷一一参观府库，其中金钱，布帛不可胜数，得意之下便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恨自己看不见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元融一向自认为很富有，回府后却伤心叹息了三天。京兆王元继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便去劝解他，对他说：“你的财物不比他的少多少，为什么这么嫉妒他呢？”元融说：“开始我认为比我富的人只有高阳王，不想还有河间王！”元继说：“你就象在淮南的袁术，不知道世上还有个刘备呀。”元融这才笑着坐起来了。

　　太后好佛，营建诸寺，无复穷已，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民力疲弊。诸王、贵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相高以壮丽。太后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及民。府库渐虚，乃减削百官禄力。任城王澄上表，以为“萧衍常蓄窥觎之志，宜及国家强盛，将士旅力，早图混壹之功。比年以来，公私贫困，宜节省浮费以周急务。”太后虽不能用，常优礼之。

　　胡太后爱好佛教，没完没了地修建各种寺庙，下令各州分别修建五级佛塔，以致百姓的财力匮乏，疲惫不堪。众位王爷、权贵、宦官、羽林分别在洛阳修建寺庙，互相用寺庙的华丽来炫耀自己。胡太后多次设立斋戒大会，给僧人的布施动辄以万计数，又常常没有节度地赏赐身边的人，耗费的财物不可计量，却不曾把好处施舍到百姓头上。这样，国库渐渐空虚，于是就削减众官员的俸禄和随员。任城王元澄上书，指出：“萧衍一直对我国蓄有窥觎之心，所以我们应当趁国家强盛，兵强马壮，早日规划统一大业。但是近年以来，国家和个人都很贫困，所以应当节制不必要的费用，以便周给急务之需。”胡太后虽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但因此而常优待礼遇他。

　　魏自永平以来，营明堂、辟雍，役者多不过千人，有司复借以修寺及供他役，十余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书，以为“废经国之务，资不急之费，宜彻减诸役，早图就功，使祖宗有严配之期，苍生有礼乐之富。”诏从之，然亦不能成也。

　　北魏从永平年间以来，为修建明堂和太学而服役的人最多不超过一千人，有关部门又把这些人借去修建寺庙和服其他劳役，因此十多年仍然没能建成。起部郎源子恭为此而上书，认为：“如此而废弃治国的大业，资助不急需的费用，确为不该，故而应当撤消、减少各种劳役，早日求取明堂、太学完工，使祖宗有配天而享受祭礼之期，百姓可以知晓礼乐。”朝廷下令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明堂和太学仍然不能建成。

　　[8]魏人陈仲儒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有司诘仲儒：“京房律准，今虽有其器，晓之者鲜，仲儒所受何师，出何典籍？”仲儒对言：“性颇爱琴，又尝读司马彪《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遂竭愚思，钻研甚久，颇有所得。夫准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窃寻调声之礼，宫、商宜浊，徵、崐羽宜清。若依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唯黄钟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则往往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音，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中全无所取。今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徵，何由可谐！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准十三弦，隐间九尺，不言须柱以不。又，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细难明。仲儒私曾考验，准当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约准分，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其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施轸以调声，令与黄钟相合。中弦下依数画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即于中弦按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修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受然后为奇哉！”尚书萧宝寅奏仲儒学不师受，轻欲制作，不敢依许；事遂寝。

　 　[8]北魏陈仲儒请求按照京房所定的音律标准来校正八音。有关部门质问陈仲儒说：“京房的音律标准，今天虽然有乐器存在，但通晓的人很少，请问陈仲儒你是受什么师傅指点，从什么典籍中学习到的。”陈仲儒回答说：“我生性喜爱弹琴，又曾经读过司马彪的《续汉书》，见到京房的校音方法，其规则是很明白的。于是我就极力用自己的愚钝的头脑，钻研了很长时间，颇有收获。用音准代替音律，就是用它的分度来调校乐器。我研究过声调本身，宫、商两音应当低沉，徵、羽两音应当轻清。如果按公孙崇的说法，只用十二音律划分乐音，而又说变换宫调，清音浊音就都齐备了。因为黄钟管最长，因此就用黄钟管作为宫音，则每每跑调。如果平分成八个音，仍然需要分别采纳各种乐器，以配成美妙 的乐声。如果把应钟作为宫音，蕤宾作为徵音，这样一来则徵音浊沉而宫音轻清，虽然具有韵律了，但却成不了曲调。如果用中吕当作宫音，那么十二音律就全无可取了。现在按京房的乐书所定，把中吕当作宫音，然后用减弱的音为商音，用起始的音为徵音，这样才形成韵律。而公孙崇却把中吕作为宫音，仍然使用林钟为徵音，这怎么能够和谐呢？然而音乐十分微妙、精密，史传所记都很简略，如过去记载定律数之准，共有十三弦，隐间九尺，但是没有说明需要弦柱与否。而且，一寸音节中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音，精微、细密，难以分辨。我曾经私下里试验过，准应当使用弦柱，只要向前调中间的弦柱，以此来确定音准的分度，这样产生出来的音韵就已经自然和谐了。它的中弦粗细应当与琴宫相同，用转弦的轸来调音，使它与黄钟合拍。中弦以下按度数划分成六十音律的清浊音节，其余十二弦应当如筝那样设立弦柱，就是将中弦上的一周的乐音，按度数标志在十二弦上，然后按照相生之法，按次序进行，取十二律的商、徵两音。商、徵二音一旦确定，再用琴五调的调声方法来协调乐器，然后错采众音来修饰它，如果不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声音就不会和谐。况且燧人氏不向老师学习就掌握了用火的办法，焦延寿不曾交学费拜师就变革了音律，因此那些说自己有知识的人想要教别人却没有人跟从他学习，心地通达的人没有老师也能有所体会，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收获，都与他的心胸有关，何必一定要经过老师的指授才能创造大事业呢！”尚书萧宝寅上奏说陈仲儒的学问没有老师传授，就轻率地制定音律，因此不能认可，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