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深相投合，同心为国出力。所以唐朝称为贤相者，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象无地自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

　　[6]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上始御太极殿，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6]夏季，四月，乙亥（初四），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改弘义宫为大安宫。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见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呢，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按以前的惯例，诏书凡涉及军国大事，则让中书舍人执所见，大家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于是很少有错误。

　　[7]茌平人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7]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十二日），天下大旱，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便问常何，常何答道：“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太宗立刻召见马周，没有来，又派人催促了几次。马周到宫中谒见太宗，太宗与他谈论，十分高兴，令其暂在门下省做事，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奉使出巡很合旨意。太宗认为常何知人善任，赐给绢帛三百匹。

　　[8]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8]秋季，八月，己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9]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上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遗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

　　[9]丙子，（初八），薜延陀毗伽可汗派其弟弟统特勒进献贡品，太宗赐给宝刀与宝鞭，对他说：“你统属的部族犯下大罪的用刀斩决，小罪的用鞭抽打。”夷男非常高兴。突厥颉利可汗大为惊慌，开始派使者称臣，请求迎娶公主，修女婿礼节。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以为“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三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上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复援梁师都，丁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以张公谨为副。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奏称可取突厥而代之，原因有六：“颉利可汗奢华残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之人，是其一；薛延陀等各部落均已叛离，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均得罪颉利，无地自容，是其三；塞北地区经历霜冻干旱，粮食匿乏，是其四；颉利疏离其族人，委重任于胡人，胡人反复无常，大唐帝国军队一到，必然内部纷乱，是其五；汉人早年到北方避乱，至此时人数较多，近来听说他们聚众武装，占据险要之地，大军出塞，自然内部响应，是其六。”太宗认为颉利可汗既然想与唐朝和亲，又出兵援助大唐的敌人梁师都，丁亥（十九日），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率兵讨伐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