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刑部认为：“反叛等大罪依连坐法令，兄弟没官为奴处罚太轻，请求改为一并处死。”太宗敕令尚书省仆射以及六部尚书共同议定，议者都认为：“秦、汉、魏、晋的法律，谋反罪都要夷灭三族，如今应当改用刑部的请求为是。”给事中崔仁师反驳说：“古时候父子兄弟犯罪互不相关，为什么要用亡秦的严刑酷法来改变使周朝兴隆的中典呢？而且诛杀其父子，已经足以累及其心灵，这一点都不顾及，又如何谈到爱惜他们的兄弟呢？”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25]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徵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乱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25]太宗问身边大臣：“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有时又是君主清明而臣下昏乱，二者之间哪个更厉害些？”魏徵答道：“君主清明则善恶赏罚得当，臣下如何能够作乱！如果不清明，放纵暴虐刚愎自用，即使有良臣在身旁，又有何作为？”太宗说：“齐文宣帝身边有个杨遵彦，难道不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吗？”答道：“他也只能延缓灭亡而已，如何谈得上治理好朝政呢？”

十七年（癸卯、643）

　　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

　　[1]春，正月，丙寅，上谓群臣曰：“闻外间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徼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1]夏季，正月，丙寅（十五日），太宗对大臣们说：“听说外面士大夫传言承乾太子有脚病行走不便，魏王李泰聪颖悟性高，由于李泰多次跟随朕游幸，便突生疑义，一些别有企图的人，已有附会其法的。太子虽然脚有病，但并不妨碍行走。而且依据《礼记》：嫡长子死，应立嫡长孙。承乾的儿子已有五岁，朕终究不会以庶子取代嫡生子，来开启觊觎皇位的根源。”

　　[2]郑文贞公魏徵寝疾，上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 ，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2]郑文贞公魏徵卧病不起，太宗派人前去问讯，赐给他药饵，送药的人往来不绝。又派中郎将李安俨在魏徵的宅院里留宿，一有动静便立即报告。太宗又和太子一同到其住处，指着衡山公主，想要将她嫁给魏徵的儿子魏叔玉。戊辰（十七日），魏徵去世，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陪葬在昭陵。魏徵的妻子说：“魏徵平时生活检朴，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全都推辞不受，仅用布罩上车子载着棺材安葬。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魏徵灵车痛哭，非常悲哀。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书写墓碑。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徵，对身边的大臣说：“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整齐衣帽，将历史做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比做一面镜子，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魏徵死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3]雩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兰成坐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食之；上闻而让之曰：“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邪！”行恭惭而拜谢。

　　[3]雩尉游文芝上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疑误），刘兰成被处以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取出刘兰成的心、肝吃掉；太宗听说后责备他说：“兰成谋反，国家有规定的刑罚，何至于如此！如果以此来表示忠孝，则应该是太子和诸亲王先吃，岂能轮到你呢？”丘行恭惭愧，磕头谢罪。

　　[4]二月，壬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4]二月，壬午（初二），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舜帝制造漆器，谏阻的有十多个人。这有什么值得进谏的？”答道：“穷奢极欲，是造成危亡的根源；漆器不能满足了，便会进一步用金玉。忠臣敬爱君主，定要防微杜渐，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用不着再去行谏了。”太宗说：“是这样。朕一有过失，你也应当谏于初发时。朕观察前代拒谏的帝王，多说‘已经那样做了’，或说‘已经应允的事’，最终不加改悔，这样一来，想要不出现危亡，能做得到吗？”

　　时皇子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为：“汉宣帝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从政，不若且留京师，教以经术，俟其长而遣之。”上以为然。

　　当时做都督、刺史的皇子们大多年纪幼小，褚遂良上书道：“汉宣帝曾说：‘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就是那些称职的郡守啊！’如今皇子们年幼，还不知道如何从政，不如暂且将他们留在长安，教他们治国方略，等到长大以后再派到各地。”太宗认为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