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初，上遣突厥俟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20]起初，太宗派突厥俟利可汗北渡黄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担心自己部落叛归其原来的主子，内心十分不满，便在漠北埋伏下轻骑兵，想要袭击俟利。太宗派使者传文告诫，不得相互攻伐。真珠可汗答道：“大唐天子有命，怎么敢不遵从呢？然而突厥人反复无常，当年没有灭亡的时候，年年进犯唐朝，杀人成千上万。我认为大唐帝国打败他们，应当将他们全部降为奴隶，赐给唐朝百姓；却反而抚养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对他们的恩德太过分了，最后结社率还是反叛了。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用人的道理对待他们呢？我承荷大唐深厚的恩德，请求为大唐天子诛灭他们。”从此多次相互攻伐。

　　俟利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候利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俟利北渡黄河后，拥有十万民众，士兵四万人，俟利不能安抚统御，众人都不服从命令。戊午（十八日），众人都抛下俟利南渡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夏二州之间，太宗答应了他们。众位大臣都认为：“陛下刚刚派兵远征辽东，而又将突厥人安置在河南一带，离京师很近，怎么能不成为后患呢？望陛下留下来镇守洛阳，派遣各位将领东征高丽。”太宗说：“夷狄族也是人呐，其人情与中原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身为君主应该忧虑恩德不施及百姓，而不必对少数族人横加猜忌。勤施恩德，则四方民族可以使他们如同一家；多加猜忌，则亲骨肉也不免成为仇敌。隋炀帝暴虐不道，早已失去了民心，隋朝东征高丽，百姓们都断手足以逃避兵役，杨玄感率领运送粮食的士卒在黎阳造反，并非夷狄等族制造祸患。朕现今征伐高丽，都是征发愿意从军打仗的，召募十人得百人，召募百人得一千人，没有征召从军的，都满腹怨言，岂能与隋朝东征时百姓怨恨相比？突厥本是贫弱的民族，我大唐接收并养护他们，估计他们感恩戴德的想法刻骨铭心、深入骨髓，怎么肯成为祸患呢？而且突厥人与薛延陀欲望爱好大略相同，他们并没有北面投奔薛延陀而却南下归顺我们，可见其真情实意。”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注，记上我说的话：从今往后十五年，可保没有突厥的祸患。”俟利已经失去部众，便轻骑入京朝见，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十九年（乙巳、645）

十九年（乙巳，公元645年）

　　[1]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1]春季，正月，韦挺犯有渎职罪，因事先没有巡视漕渠，运送大米的六百多条船只在卢思台旁边搁浅。他带上刑具被押送到洛阳；丁酉（二十八日），韦挺被除名罪官，由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他的职务。崔仁师也因此免官。

　　[2]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2]沧州刺史席辩犯有贪污受贿罪，二月，庚子（初二），太宗诏令朝集使前往刑场观看，当众斩首。

　　[3]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3]庚戌（十二日），太宗亲自统率各路大军从洛阳出发东征，任命特进萧为洛阳皇宫的留守。乙卯（十七日），太宗下诏：“朕从定州发兵后，便由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书言道：“陛下亲自征伐辽东，皇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两地内部空虚，恐怕会发生象杨玄感那样的变乱。而且高丽是个地处边陲的小国，不足以由皇上去辛苦操劳，希望陛下派一支部队征伐，指日可灭。”太宗不听从。任命尉迟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让他随行。

　　[4]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

　　[4]丁巳（十九日），太宗下诏追谥殷商的太师比干为忠烈，有关部门为比干修墓，春秋两季用猪羊祭祀，又命附近五户人家常年扫墓。

　　上之发京师也，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