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御吐蕃之策，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太学生宋城人魏元忠给唐高宗上密封的奏章，献防御吐蕃的计策，认为：“治理国家，关键在文和武两个方面。现今讲文的人只以言词华丽为首要，而不涉及筹划治理国家大事；讲武的人只以骑马射箭为先，而不涉及计谋策略。这对国家的治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陆机著《辩亡论》，总结孙吴兴亡的原因，但挽救不了他自己在河桥的败亡；楚国大夫养由基有射穿七层甲片的勇力，也不能避免楚军在鄢陵之战中失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古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人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政事却有治理得好和坏；兵士无所谓强与弱，将领却有聪明和笨拙。’所以选择将领应当以谋赂为根本，勇力为次要。现今朝廷用人，一般都录用将门子弟和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的家属。他们都是平庸的人，怎么能担当军事重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都出身贫贱而建立特殊功勋，未曾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武将。

　　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李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以谢勋人。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使早诛仁贵等，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赏功罚罪，是军队和国家最迫切的事务，假如有功不奖赏，有罪不处罚，虽尧、舜再生也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人们都议论说：‘近来征伐，颁赏的等级、标准有名无实。’这大概由于才识短小的官吏不识大体，只吝惜授给功勋，恐怕仓库空虚。而不知道将士不舍命效劳损失有多大？百姓地位虽卑微，但也是欺骗不了的。怎么能靠发布没有信用的法令，规定不能兑现的颁赏条例，就指望他们奋勇立功呢！自从苏定方征伐辽东，李世攻破平壤，赏赐就不再实行，有功劳的人得不到提升，没有听说斩一名掌管记功颁赏的台郎、令史，以向有功劳的人表示歉意。大非川的失败，薛仁贵、郭待封等没有处以重刑，假使早处死薛仁贵等，则其余诸将后来怎么还敢失利呢！我恐怕吐蕃的平定，并非短期内能指望实现的。

　　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

　　“还有，出兵时重要的一条，全仰仗马力。我请求废除养马的禁令，使百姓都能够养马；若官军大规模行动，即委托州县长官用官钱加价购买，则马就全都成为国家所有了。胡人本来依赖马力逞强，如果允许民间买马饲养，便是减弱他们的有利条件，进而变为我们的有利条件了。”原来唐朝禁止百姓养马，所以魏元忠上奏时提到它。唐高宗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召见了他，并命令他在中书省任事，朝会时得随百官朝见皇帝。

　　[10]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贞王元晓薨。

　　[10]冬季，十月，丙午（二十三日），徐州刺史密贞王李元晓去世。

　　[11]十一月，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薨。

　　[11]十一月，壬子（疑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去世。

　　[12]十二月，诏停来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

　　[12]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停止原定明年改用的通乾年号，原因是它的反语不好。

调露元年（己卯、679）

　　调露元年（己卯，公元679年）

　　[1]春，正月，己酉，上幸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