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正月，乙酉，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亦不以忠纯待之。王锷加平章事，弘耻班在其下，与武元衡书，颇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故迁官使居锷上以宠慰之。

　　[1]春季，正月，乙酉（十三日），宪宗加封韩弘守司徒。朝弘镇守宣武，十多年来不肯入京朝见，仗恃着军队的力量，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朝廷也不把他当作忠诚笃厚的臣下对待。王锷加封了平章事，韩弘以名列王锷之下而感到耻辱，在写给武元衡的书信中，愤慨不满之意颇有流露。朝廷正要借助他所据有的地理形势去扼制吴元济，所以给他升迁了官位，让他的班次列在王锷以上，以示荣宠与抚慰。

　　[2]吴元济纵兵侵掠，及于东畿。已亥，制削元济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严绶击淮西兵，小胜，不设备，淮西兵夜还袭之；二月，甲辰，绶败于磁丘，却五十余里，驰入唐州而守之。寿州练团使令狐通为淮西兵所败，走保州城，境上诸栅尽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之，贬通昭州司户。

　　[2]吴元济放纵兵马侵扰劫掠，到了东都洛阳周围的地区。己亥（二十七日），宪宗颁制削夺吴元济的官职与爵位，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严绶进击淮西兵马，略微取得了一些胜利，便不再设置防备，淮西兵马在夜间返回来袭击严绶。二月，甲辰（初二），严绶在磁丘战败，后退了五十多里地，急速奔入唐州，据城防守。寿州团练使令狐通被淮西兵马打败，逃奔寿州城自保，州境上各处栅垒的士兵全部遭到淮西军的屠杀。癸丑（十一日），宪宗使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替令狐通，将令狐通贬为昭州司户。

　　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听，使讨吴元济，公绰曰：“朝廷以吾书生不知兵邪！”即奏请自行，许之。公绰至安州，李听属橐迎之。公绰以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二牒授之，选卒六千以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绰号令整肃，区处军事，诸将无不服。士卒在行营者，其家疾病死丧，厚给之，妻淫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丞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战皆捷。公绰所乘马，杀圉人，公绰命杀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备耳，此良马，可惜！”公绰曰：“材良性驽，何足惜也！”竟杀之。

　　宪宗颁诏命令鄂岳观察使柳公绰将五千兵马拨给安州刺史李听，让李听讨伐吴元济。柳公绰说：“朝廷认为我是一个书生，不懂得用兵之道吗？”他当即上奏请求让他自己前去，宪宗答应了他。柳公绰来到安州，李听让全副武装的将领前去迎接他。柳公绰将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两种文书交给他们，选出士兵六千人归属给李听，告诫他的部队说：“有关行营的事务，一切由都将决定。”李听感激他的恩德，畏惧他的威严，就象他的部下一般。柳公绰发号施令，整齐严肃，他处置军旅事务，各位将领无不悦服。身在行营的士兵们，凡是家中人有患病或死亡的，都发给他们丰厚的物品，他们的妻子纵欲放荡的，便沉入长江淹死。将士们都高兴地说：“柳中丞替我们整治家务，我们怎么能够不至死向前呢！”所以，柳公绰每次出战，都取得了胜利。柳公绰所骑的马，将养马人踢死了，柳公绰便命令将马匹杀死来祭奠养马人。有人说：“那是由于养马人不加防备造成的，这是一匹好马，杀死它太可惜了！”柳公绰说：“这匹马能奔善跑，但生性顽劣，有什么值得可惜呢！”他终于将这匹马杀掉了。

　　[3]河东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诛之，及其党。

　　[3]河东将领刘辅杀死了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又将刘辅及其同伙诛杀了。

　　[4]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

　　[4]王叔文一党中获罪贬官的人们，已经十年没有酌情迁官。有些怜惜他们的才华而打算逐渐提升他们的主持政务的官员，主张将他们全部传召到京城来，谏官们争着陈说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宪宗与武元衡也讨厌他们。三月，乙酉（十四日），宪宗将他们全部任命为偏远各州的刺史，虽然官职提升了，所在地却更加遥远了。永州司马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出任播州刺史。柳宗元说：“播州不是人居留的地方，而刘禹锡的母亲尚在高堂，万万没有让母子二人一同前往的道理。”他打算向朝廷请求，愿意让自己由柳州改任播州。适值御史中丞裴度也为刘禹锡进言说：“刘禹锡诚然有罪，但是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与自己的儿子去作永别，实在使人哀伤！”宪宗说：“作为人子，尤其应该使自己谨慎，不要给亲人留下忧患。如此说来，刘属锡也是甚可责难的啊。”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太后，恐怕在刘禹锡那里也应予以怜悯。”宪宗过了许久才说：“朕说的话，是只责备作儿子的罢了，但是并不打算使他的母亲伤心。”退下来后，宪宗对周围的人说：“裴度对朕爱得深切啊。”第二天，刘属锡便被改任为连州刺史了。

　　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以为：“梓人不执斧斤刀锯之技，专以寻引、规矩、绳墨度群木之材，视栋宇之制，相高深、圆方、短长之宜，指麾众工，各趋其事，不胜任者退之。大夏既成，则独名其功，受禄三倍。亦犹相天下者，立钢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能者进之，不能者退之，万国既理，而谈者独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不得纪焉。或者不知体要，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听听于府庭，而遣其大者远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柳宗元善于撰写文章，曾经作过一篇《梓人传》，讲道：“有一位木匠，不肯去做斧砍锯析这一类手艺活计，却专门用长尺、圆规、方尺、墨斗审度各种木料的用场，检视房屋的规制，观察高度、方圆、长短是否合度，指挥着众多的木工，各自去干自己的活计，对不能将任务承担起来的人们，便将他们辞退。一座大型的房屋建成后，唯独以他的名字记载事功，得到的酬金是一般木工的三倍。这也正象担当天下宰相的人们，设立大纲要领，整饬法令制度，选择天下的人士，使他们的才干与自己的职务相称；让天下的人们居住下来，使他们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提升有能力的人们，屏退没有能力的人们。全国各地得到治理后，谈论起此事的人们唯独赞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宰相，对那些各部门专职人员的辛勤劳苦却不能够予以记载。有些宰相不识大体，不得要领，夸耀自己的才能与名望，亲自去做细小的劳务，侵犯百官的职责，在官署中吵嚷地争辩不休，而将重大而长远的方略遗落无存，这是不懂得为相之道。”

　　又作《种树郭橐驼传》曰：“橐驼之所种，无不生且茂者。或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为政亦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之。旦暮吏来，聚民而令之，促其耕获，督其蚕织，吾小人辍饔飧以劳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职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柳宗元又曾撰写《种树郭橐驼传》说：“郭橐驼种植的树木，没有不成活、不繁茂的。有人问他其中的道理，郭橐驼回答说：“我本人并不能够使树木延长寿命并且生长繁盛。大凡树木的本性，树根喜欢舒展，喜欢让人培上陈泥。将树木种植好后，不需挪动它，不需为它担心，离开它后，便不用再去看管它。裁种树木时，就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将树木放入土中后，就象将它抛弃了似的，这就使树木的天性得以保全，使树木的本性得到发展了。别的种植树木的人们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使树木的根部拳曲在一起，而且更换了新土，对树木的爱护过于深切，担忧过于细密，早晨去看它，晚上又去抚摸它，已经离开了，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更为过分的人们还要划破树皮，查看它是成活了，还是枯萎了，摇晃着树干，去观察枝叶哪里稀疏，哪里繁密，而树木却与自己的本性日见脱离了。虽然说是爱护树木，实际却是损害树木；虽然说是为树木担忧，实际却是将树木当成仇人了。所以，人们种树都不如我。办理政务，也是这个道理。我住在乡间，看到当官的人们，喜欢频频发号施令，象是对百姓非常怜悯，但终究给百姓带来祸殃。整天都有吏人前来，将百姓聚集起来，向人们发布命令，敦促人们耕地收割，监督人们养蚕织布，我们这些小人把早餐晚饭都停下来，忙着去慰劳吏人还来不及呢，又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计得以蕃息，并且使我们的天性安然无扰呢！一般说来，人民困窘倦怠，主要是由于这个原故的啊！’”这是柳宗元文章中深含哲理的作品。

　　[5]庚子，李光颜奏破淮西兵于临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