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昔孙思邈有言，‘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庶人尚尔，况于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但畏忤旨，莫敢进言。臣生长蓬艾，麋鹿与游，无所邀求，但粗知忠义，欲裨万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获。

　　[2]当初，柳泌等人被杀后，方士又逐渐通过穆宗的左右侍从进入宫中，穆宗服用方士所炼制的金石药物。有一个隐居未仕名叫张皋的人上书朝廷，认为：“凡是精神澹泊的人就血气相和，身体康健；而欲望强烈的人则容易疾病发作。药是用来治病的东西，没有病就不要轻易吃。过去，孙思邈曾说：‘药对人身体各个器官的作用是有所偏重的，它会导致人的五脏元气不平，所以，即使有病吃药，也要非常慎重。’对于一般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听信方士的胡言乱语，服用金丹导致疾病发作，陛下是十分清楚的，岂可再蹈覆辙！现在，朝廷内外纷纷私下议论这件事，但都恐怕违背陛下的旨意，不敢上书直言。我是生长在草莽中的隐居人士，整天和麋鹿相处一起，无所追求，但也大略懂得一些忠义的道理，所以上书朝廷，请以防患于万一。”穆宗十分赞赏张皋的这一番话，派人去访求张皋，结果，没有找到。

　　[3]丁卯，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

　　[3]丁卯（十七日），岭南奏报：黄洞蛮侵扰钦州，杀将士和官吏。

　　[4]庚午，上疾复作；壬申，大渐，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曰：“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钊闻有是议，密上笺曰：“苟果徇其请，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归田里。”太后泣曰：“祖孝之庆，钟于吾兄。”是夕，上崩于寝殿。癸酉，以李逢吉摄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极东

　　[4]庚午（二十日），唐穆宗疾病再次发作。壬申（二十二日），病重，命皇太子代理朝政。宦官想请郭太后临朝代行皇权，太后说：“过去，武皇后称帝，几乎危害江山社稷，我家世代恪守忠义，决非武氏所能相比。太子虽然年轻，但如果能有德才兼备的宰相辅佐，你们这些人也都不干预朝政，就不用忧虑国家不安定！自古以来，岂有女人主宰天下，而能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天下大治吗？”说完，把宦官拟定的制书拿过来撕了。郭太后的兄弟、太常卿郭钊听到宦官的建议，秘密上书给郭太后说：“如果您听从宦官的请求，那么，我就和儿子们把自己的官衔和爵位交还朝廷，然后回家种田。”郭太后哭着说：“祖先庆幸有我的兄弟这样的好后代。”当晚，穆宗在寝殿驾崩。癸酉（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李逢吉兼任冢宰，主持穆宗的治丧事宜。丙子（二十六日），唐敬宗李湛在太极殿东厢即位。

　　初，穆宗之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宰相议以太厚难继，乃下诏称：“宿卫之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沾恤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时人善之。

　　当初，唐穆宗即位时，赏赐神策军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宰相商议，认为赏赐过于优厚，难以继续实行。于是，敬宗下诏说：“按照禁军将士宿卫的功劳，实在应当给予优厚的赏赐。但近年以来屡有旱灾，庄稼歉收，国库空虚，戍边兵士至今尚未供给春衣。朝廷对将士的恩惠应当尽量平均，所以，凡神策军军士每人赐绢十匹，钱十缗；京畿神策诸镇军士每人钱减五缗。同时，从内库拨调绫二百万匹交给度支，充作边防戍兵的春衣。”当时人都称赞这次赏赐比较公允。

　　[5]自戊寅至庚辰，上赐宦官服色及锦采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

　　[5]从戊寅（二十八日）至庚辰（三十日），唐敬宗赏赐宦官官服以及锦彩、金银，数额很多，或者今日赐给六品、七品的绿色官服，明日赐给四品、五品的红色官服。

　　[6]初，穆宗既留李绅，李逢吉愈忌之。绅族子虞颇以文学知名，自言不乐仕进，隐居华阳川。及从父耆为左拾遗，虞与耆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书诮之，且以语于众人。虞深怨之，乃诣逢吉，悉以绅平日密论逢吉之语告之。逢吉益怒，使虞与补阙张又新及从子前河阳掌书记仲言等伺求绅短，扬之于士大夫间；且言“绅潜察士大夫有群居议论者，辄指为朋党，白之于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6]当初，唐穆宗把李绅留在朝廷任职后，宰相李逢吉更加忌恨他。李绅的族子李虞由于文章博学而知名一时，他自称不愿做官，因而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任左拾遗后，李虞写信给李耆，请求向朝廷推荐，不料这封信误送到李绅手中，李绅便写信讥讽他，并把这件事在大庭广众中张扬。李虞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求见李逢吉，把李绅平时暗地里议论李逢吉的话全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更加憎恨李绅，于是，让李虞和补阙张又新，以及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人探察李绅的过失，然后，在士大夫中间张扬，并说：“李绅暗地里窥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议论，便指斥为朋党，向皇上告状。”由此士大夫也大多忌恨李绅。

　　及敬宗即位，逢吉与其党快绅失势，又恐上复用之，日夜谋议，思所以害绅者。楚州刺史苏遇谓逢吉之党曰：“主上初听政，必开延英，有次对官，惟此可防。”其党以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听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为储贰，臣备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颖、李绅辈，皆欲立深王。”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继上章言之。上时年十六，疑未信。会逢吉亦有奏，言“绅不利于上，请加贬谪。”上犹再三覆问，然后从之。二月，癸未，贬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仍帅百官表贺，既退，百官复诣中书贺，逢吉方与张又新语，门者弗内；良久，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众骇愕辟易，惮之。右拾遗内供奉吴思独不贺，逢吉怒，以思为吐蕃告哀使。丙戌，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严，寿州人，与防皆绅所引也。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封还敕书；人为之惧，曰：“于给事为庞、蒋直冤，犯宰相怒，诚所难也！”及奏下，乃言贬之太轻。逢吉由是奖之。

　　敬宗即位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对李绅失势拍手称快，但又恐怕敬宗重新信用他，因而日夜策划，商量能够伤害李绅的办法。楚州刺史苏遇对李逢吉的党羽说：“皇上初次上朝听政，肯定要开延英殿访询百官。李绅是次对官，在这时应防备李绅重新被皇上重用。”李逢吉的党羽认为言之有理，急忙转告李逢吉说：“事情紧迫，如果等到皇上驾临延英殿听政，就悔不可及了！”于是，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敬宗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敬宗这时十六岁，疑而未信。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敬宗仍再三询问是否属实，然后听从了李逢吉的意见。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于是，李逢吉率领百官上表称贺。退朝后，百官又到中书省称贺。这时，李逢吉正和张又新在中书省交谈，守门人不让百官进去，百官等待很久，只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向百官作揖说：“李绅贬官端州一事，我不能再退让了。”百官都惊愕退下，惧怕张又新。百官称贺时，只有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作祝贺的表示，李逢吉发怒，任命他为吐蕃告哀使。丙戌（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是寿州人，他和蒋防都是由李绅推荐到翰林院任职的。给事中于敖向来和庞严关系密切，他把贬谪二人的敕书封还朝廷，百官都以为他要为二人辩解，因而替他担忧说：“于给事敢于为庞、蒋二人辩冤，触犯宰相，真是不容易啊！”后来，于敖上奏辩驳时，反而说对二人贬得太轻。李逢吉由此而夸奖他。

　　张又新等犹忌绅、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朝臣莫敢言，独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疏，指述“绅为逢吉之党所谗，人情叹骇。绅蒙先朝奖用，借使有罪，犹宜容假，以成三年无改之孝，况无罪乎！”于是上稍开寤，会阅禁中文书，有穆宗所封文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李绅疏请立上为太子，上乃嗟叹，悉焚人所上谮绅书，虽未即召还，后有言者，不复听矣。

　　张又新等人仍然忌恨李绅，每天上书朝廷，认为对李绅贬得太轻，敬宗许可杀李绅。朝臣都不敢再言，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奏，指出“李绅被李逢吉的党羽进谗言诬陷贬谪，人们都感到震惊，无不叹息。李绅是由穆宗提拔任用的大臣，即使他有罪，也应当本着对父亲尽三年孝道的精神，对他予以宽容，何况他根本无罪！”于是，敬宗渐渐觉悟。这时，恰巧敬宗阅览宫中的文书，发现有一小箱穆宗亲手封存的文书，打开后，看到其中一件是裴度、杜元颖、李绅上疏请立自己为皇太子的上奏，这才嗟叹不已，把朝臣离间李绅的上书全都烧掉，不再相信。虽然敬宗尚未立即把李绅从端州召回朝廷，但以后再有人上奏离间，不再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