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史元忠献杨志诚所造兖衣及诸僭物。丁卯，流志诚于岭南，道杀之。

　　[13]史元忠把杨志诚擅自织造的皇帝兖衣和其他超越自己名份的器物奉献朝廷。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下令把杨志诚流放到岭南。杨志诚走到半路，被朝廷派人杀死。

　　[14]李宗闵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14]宰相李宗闵上言说，朝廷任命李德裕为山南西道的制书已经下达，不应当由于他自己不愿上任就中途改变。乙亥（二十九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再兼任同平章事的头衔。这时，李德裕和李宗闵各有自己的党羽，相互之间极力排挤对方，声援同党。文宗对此十分忧虑，经常感叹地说：“诛除河北三镇的叛贼容易，但去除朝廷的朋党实在太难！”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臣司马光曰：君子和小人之间不能相容，就像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器具中相处一样。所以，如果君子执政，就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就排斥君子，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撤免庸俗无能的人，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而小人则阿谀奉迎，投其所好，毁其所恶，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的人被称为正直的君子；而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的人则被称为朋党。究竟是正直的君子还是朋党，关键在于君主认真辨别。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执政，根据国家的需要而设置不同的职位，根据官员的才能大小授予他们不同的职务。对于有突出政绩的官员，加以提拔赏赐；有严重罪行者，则撤免惩罚。既不被奸臣的谗言所迷惑，也不因他们的花言巧语而改变自己的主见，如能这样做，朋党又怎么能够产生呢？凡是昏庸的君主执政，则恰恰相反。他们既不能明辨是非，处理问题又优柔寡断，以致奸邪小人和正人君子都被任用。朝廷的大政方针自己不能作主，决策权渐渐移到他人手中。于是，奸邪小人得志猖狂，朝廷中必然出现朋党。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集，故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也，贤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当进之；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如是，虽驱之使为朋党，孰敢哉！释是不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朝中之党且不能去，况河北贼乎！

　　凡是树木腐朽，就会产生蠹虫；食醋酸败，就会集聚蚋虫。所以，如果朝廷出现朋党，君主应当首先自我引咎，而不应当责备群臣百官。唐文宗如果忧虑群臣朋比为党，为什么不去核查他们所诽谤和赞誉的是事实，还是捏造？他们所荐举的官员是德才兼备，还是庸俗无能？办事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他们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他们的言行实事求是，荐举的官员德才兼备，办事出于公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君子，朝廷不但应当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提拔他们。如果他们捏造事实，荐举的官员庸俗无能，办事出于私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小人，朝廷不但应当拒绝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惩罚他们。如果唐文宗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就是命令百官结党营私，也肯定没有人胆敢那样去干！唐文宗不去这样做，反而埋怨群臣百官难以驾驭，这就好像一个农夫，自己不种田也不锄草，反而抱怨田地荒芜一样。唐文宗对朝廷中的朋党尚且不能铲除，何况对于河北三镇的叛贼呢！

　　[15]丙子，李仲言请改名训。

　　[15]丙子（三十日），李仲言奏请改名为李训。

　　[16]幽州奏莫州军乱，刺史张元不知所在。

　　[16]幽州奏报，莫州发生军队变乱，刺史张元去向不明。

　　[17]十二月，己卯，以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听。于是注诈上表固辞，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赐之，不受。

　　[17]十二月，己卯（初三），唐文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谏议大夫郭承嘏多次上疏认为不可，文宗不听。于是，郑注上表，虚假地一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文宗又派宦官把任命书授予郑注，郑注仍然不接受。

　　[18]癸未，以史元忠为卢龙留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