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黠戛斯请求唐武宗下诏正式册封自己为可汗。宰相李德裕上奏认为，应当册封黠戛斯为可汗，这样，可以下令让他率兵搜捕当年杀黠戛斯送太和公主返唐使者的回鹘罪犯，以及出兵征讨黑车子族。武宗恐怕册封黠戛斯可汗以后，黠戛斯不再对朝廷称臣纳贡，反而沿袭回鹘以往的惯例，要求朝廷每年赐给他们丝绢以及卖马交易，因而犹豫不决。李德裕上奏说：“黠戛斯已经自称可汗，现在，朝廷要想借助他的兵力消灭回鹘残余，恐怕不应当吝惜一个可汗的名号。回鹘当年帮助国家平定安史之乱，立有大功，所以才每年赐予丝绢二万匹，同时许可在边境进行交易。黠戛斯未曾对国家有功，怎敢随便要求朝廷赐给丝绢贿赂他们呢！如果担忧黠戛斯不再称臣纳贡，可以和他首先约定，必须象回鹘可汗当年向朝廷称臣以后，才能进行册封。同时，黠戛斯自称是汉朝李陵的后裔，和皇上同姓李，所以，还应当和他叙说同姓的关系，以便更加亲近，今后，按照同姓子孙的礼节对待皇上。”武宗批准。

　　[7]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师，改封安定大长公主；诏宰相帅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公主诣光顺门，去盛服，脱簪珥，谢回鹘负恩、和蕃无状之罪。上遣中使慰谕，然后入宫。阳安等七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各罚俸物及封绢。

　　[7]庚寅（疑误），太和公主抵达京城，唐武宗改封公主为安定大长公主，下诏命宰相率领百官在章敬寺的前面迎接拜见公主。公主到光顺门时，脱去华丽的服装，卸掉头上的首饰，对于回鹘辜负国家的恩德以及自己和亲未达到预期目的表示谢罪。武宗派宦官慰问公主，然后公主回到宫中。阳安等七位公主没有出宫来慰问安定大长公主，被罚俸禄以及朝廷每年供给他们的丝绢。

　　[8]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弘敬。

　　[8]唐武宗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叫何弘敬。

　　[9]三月，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谕以“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迄于天宝，朝贡不绝。比为回鹘所隔，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与为怨，须尽歼夷；傥留余烬，必生后患。又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怀。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自回鹘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贡，每有诏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请委翰林学士，上曰：“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

　　[9]三月，任命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命宰相李德裕起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说：“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的祖辈酋长来长安拜见太宗，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此后一直到天宝年间，向朝廷贡献不绝，但近年来被回鹘阻挠隔断。回鹘凌辱虐待周围的各藩国，可汗能够举兵而报仇雪恨，劳苦功高，近代以来无人可比。现在，回鹘的残兵不到一千人，散居在山谷中，可汗既然和回鹘有深仇大恨，那么，就应当继续出兵，把回鹘全部歼灭。如果留下残余，将来必有后患。听说可汗姓氏的渊源，和我大唐同族。大唐是汉朝北平太守李广的后代，可汗是汉朝都尉李陵的后裔。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合为同族一姓，尊卑上下的名份也就很清楚了。现在，朝廷打算册封你为可汗，特意授予你美好的名号，但由于还不知道可汗的意向，所以，先派使者传达朝廷的意图，等赵蕃返回后，再另外派遣使者正式册封。”自从回鹘亡国后逃到边境，以及黠戛斯来长安上贡，武宗每次发布诏书敕令，大多命李德裕起草。李德裕请求委托翰林学士起草，武宗说：“翰林学士的手笔不能尽如人意，我要你亲自动手起草。”

　　[10]刘沔奏：“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及酋长四十三人准诏分隶诸道，皆大呼，连营据滹沱河，不肯从命，已尽诛之。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

　　[10]河东节度使刘沔奏报：“归义军回鹘三千人，以及酋长四十三人按照陛下诏令分别隶属各道。回鹘人得知后，都大声喧哗，聚集并占据滹沱河，不肯听从诏令，已经被我全部诛杀。回鹘乌介可汗被官军打败逃亡后，溃散的兵马相继有三万人投降幽州，都被分散隶属各道。”

　　[11]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云：“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并没，唯此独存。吐蕃潜以妇人嫁此州门者，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遂为所陷，号曰无忧城。从此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凭陵近甸，旰食累朝。贞元中，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万旅尽锐，急攻数年，虽擒论莽热而还，城坚卒不可克。

　　[11]宰相李德裕追诉太和五年，吐蕃国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唐后又被送回而惨曹杀害的事件，说：“维州城位于高山险峻的地方，三面临江，是吐蕃和西川平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我们出兵攻打吐蕃的必经之地。当初，河西、陇右地区被吐蕃攻占后，只有维州还在我们手中。后来，吐蕃秘密地把一个妇女嫁给维州的守门人。过了二十年，守门人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于是，一天夜里，偷偷地打开城门，把吐蕃兵引进城中，维州因此被吐蕃攻占，称为无忧城。从此以后，吐蕃在南路无后顾之忧，集中兵力进攻我国的西部边境，连年侵犯京畿地区，以致几朝皇上都为此寝食不安。贞元年中，西川节度使韦皋准备出兵收复河、湟地区，但必须从维州首先下手，于是，调动一万多名精兵，昼夜攻打了好几年。最后，虽然擒获了吐蕃大将论莽热，班师告捷，但维州因城池坚固，始终未能攻克。

　　臣初到西蜀，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熟臣信令，空壁来归，臣始受其降，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其吐蕃合水、栖鸡等城，既失险厄，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臣受降之初，指天为誓，面许奏闻，各加酬赏。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弃信偷安！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体备三木，舆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呜呜，将吏对臣，无不陨涕。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云既已降彼，何用送来！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恣行残忍，用固携离；至乃掷其婴孩，承以枪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已来，未有此事。虽时更一纪，而运属千年，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我最初到西川担任节度使时，对外宣扬国家的威严，对内则加强边防守备。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熟知我的政令和信誉后，举城前来归降。我刚开始接受悉怛谋的归降，南诏国就受到极大的震惊和威慑；邛崃山以西的八国，都表示愿意前来归附；吐蕃国的合水、栖鸡等城，在失去维州作为屏障后，自然会退兵。这样，不仅我国可减少八个地方的镇守兵力，而且不必出兵，即可收复一千多里的失地。况且吐蕃在维州归降的前一年，仍在围攻鲁州，这难道表明他们真有诚意遵守两国签订的长庆盟约！我在接受悉怛谋归降时，曾经指天发誓，当面保证要向朝廷上奏，对悉怛谋等人酬劳赏赐。当时，朝廷中执意和我作对的牛僧孺等人，百般对我进行攻击。于是，文宗皇帝下诏，命将悉怛谋等人逮捕送还，任凭吐蕃诛杀。我怎么能忍心背弃信义，不顾这三百人的生命，自己苟且偷安呢！因而，多次上表朝廷，请求可怜赦免他们，但朝廷诏书答复严厉，命令必须逮捕送还。结果，只好把悉怛谋等人捆绑起来，甚于不惜用竹筐抬着押送吐蕃。悉怛谋等人在即将上路时，齐声喊冤，西川的将士官吏也无不对我流泪哭泣。押送悉怛谋等人的西川将士还遭到吐蕃人的讥笑，说：‘他既然已经投降你们了，为什么又要送回来！’随即，把悉怛谋等人在我国境内全部杀害，手段极为残忍。就连婴儿也不放过，他们先把婴儿扔向空中，然后用枪尖在下面承接，目的是吓唬那些已经对吐蕃离心离德的各族部落。朝廷这种处置办法，实在是自我断绝今后再有人效忠归降朝廷的门路，而使吐蕃人心大快。从古至今，再没有比这件事更愚蠢的了！现在，这起事件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恰逢陛下即位这千载难遇的好机会，请求追念奖励悉怛谋等人的忠魂，对他们加以褒奖并追赠官爵！”于是，唐武宗下诏，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臣司马光曰：以往凡谈论维州事件的人，都对维州究竟应当夺取还是丢弃而感到疑惑，不能判断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我认为，过去春秋的时候，荀吴有一次围攻鼓城，城中有人请求举城投降，荀吴不许，他说：“如果我国有人举城叛变，我肯定痛恨他们；但别国的人举城叛变而投降我，我怎么能反而喜欢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想夺取鼓城就容纳他们的奸谋。”于是，纵使鼓人杀掉叛变的人，并让他们加强防守。当时，唐朝和吐蕃签订长庆盟约不久，就接纳吐蕃维州守将的归降。从国家的利益来说，夺取维州的事小，而遵守盟约的信义为大；从吐蕃对国家危害的程度来说，也是维州稍缓而关中最为紧迫。那么，从唐朝来说，究竟利益和信义、维州和关中，哪方面更重要呢？悉怛谋降唐，从唐朝方面说，他这样做是向化；但从吐蕃方面说，则不免为叛臣。因此，他被诛杀，又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呢！同时，李德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牛僧孺所考虑的则是国家的信义。即使老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以为耻，何况一个国家的天子！打个譬喻来说，如果邻居家的牛丢了，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这家人的哥哥把牛还给邻居，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留下。劝还的人说：“留下来不仁义，而且可能被人告发。”劝留的人说：“邻居过去曾偷过我的羊，对他还拘泥什么仁义！牛是大牲畜，卖了可以使家里富裕。”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争论维州事件的是非曲直，由此最终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