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谊既已杀死刘稹，日夜盼望着朝廷赐予留后的旗子和符节；却久没有消息，朝廷对此不闻也不问，为此郭谊自言自语：“必定要移往其它藩镇。”于是开始检阅自己的鞍马，整治自己的行装；待听说石雄将到来，大惊失色。石雄赶到，郭谊等人参贺既毕，显示皇帝诏书的敕者张仲清说：“都知兵马使郭谊的委任状过几天就会到来，其他诸将领的委任状在我这里，晚上牙院参拜时来受命！”于是调河中镇兵马包围场。至晚牙院参拜时，郭谊等人纷纷赶到，张仲清点名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引入场，凡是诸将领狡猾凶狠曾死命抗拒官军者，全都逮捕，囚送京师长安。唐武宗又加何弘敬为同平章事衔。丁未（二十七日），武宗下诏命令掘刘从谏墓，将刘从谏尸首暴露于潞州街市三天；石雄又取刘从谏尸放置于场斩杀并剁成碎块。

　　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赵国公，德裕固辞。上曰：“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

　　戊申（二十八日），唐武宗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李德裕坚决推辞。唐武宗说：“我只恨没有什么好官赏给你呀！你如果不该得，朕必定不会轻易赏给你的。”

　　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阵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起初，李德裕认为：“自德宗派遣韩全义讨吴少诚失败以来，官军将帅出征屡遭失败，分析其弊约有三条：第一，皇帝的诏令下达于军队之前，有三四天时间，宰相大多不能预先知道。第二，宦官监军每人都总是以自己的意见来指挥军事，领军将帅反而不能指挥军队的进退。第三，官军都各有宦官为监军使，他们都选择军队中骁勇精壮的士兵数百人组成牙队，而在阵上战斗的士兵，却都是一些怯懦体弱的人；每次战斗，监军使自己掌有指挥进退的信号旗，乘马登高处观察，而以牙队自卫，见军队稍有退却，便立即带着旗帜先逃走，其他军队跟着跑，阵势于是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议，相约监军不得干预军政，军队每一千人听任监军选取十人自卫，有战功时监军照例可沾光得到奖赏。两位枢密使都认为有道理，表示同意，于是奏告唐武宗下诏执行。自后抵御回鹘的骚扰以至泽潞镇的罢兵，都是遵守以上制度。在朝廷，如果不是中书门下宰相们向皇帝进言颁布诏书旨意，就不再有其他诏旨自宫禁中通过宦官颁发出来。号令既简明统一，将帅们也就得以施展他们的谋略，所以每战所向无敌，立有战功。

　　自用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沧景，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后镇太原，位至宰相。杨志诚遣大将遮敕使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德裕复以其言白上，上曰：“要当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

　　自对泽潞用兵以来，河北三大藩镇经常派遣使者到京师长安，李德裕常当面告谕他们说：“河朔藩镇的兵力虽然强大，但不能依恃兵力自立，必须凭藉朝廷委任官爵，凭借威命，才能安定军情。回去告诉你们的节度使：与其派大将请求宣慰敕使代为邀求官爵，还不如自己奋发忠义，为朝廷立功做事，结好圣明的天子，让皇上知道你们的忠义，而使恩命由朝廷主动直接地赐予，不是更为光荣吗！就以我自己耳闻目睹的来说吧，李载义当年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定沧景的叛乱，后来被幽州镇军队驱逐，朝廷未忘他的功劳，使他仍不失为节度使，后移镇太原，位至于宰相。杨志诚派遣大将，挡住朝廷所派敕使的坐马，邀求官爵，后来被所部军队驱逐，朝廷最后竟不赦免他的罪。这两个人的荣辱福祸足以看得很清楚。”李德裕将这些话告诉唐武宗，唐武宗说：“就是要这样明白地告诫他们”。因此，河北三镇不敢趁朝廷对泽潞用兵而有异志。

　　[3]九月，诏以泽州隶河阳节度。

　　[3]九月，唐武宗颁下诏书将泽州改由河阳镇节度。

　　[4]丁巳，卢钧入潞州。钧素宽厚爱人，刘稹未平，钧已领昭义节度，襄州士卒在行营者，与潞人战，常对陈扬钧之美。及赴镇，入天井关，昭义散卒归之者，钧皆厚抚之，人情大洽，昭义遂安。

　　[4]丁巳（初七），卢钧进入潞州。卢钧平素待人宽厚爱护，刘稹还未平定时，卢钧已经领昭义节度使衔，襄州士卒在征讨行营与潞州人作战时，常对阵喊话，宣扬卢钧的美德。到卢钧赴镇上任，入天井关，昭义溃散的士卒归镇者，卢钧都善意抚慰，待他们十分厚道，以致上下人情大为融洽，昭义镇于是安定。

　　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

　　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被押送至京师长安，全被斩首。

　　臣光曰：“董重质之在淮西，郭谊之在昭义，吴元济、刘稹，如木偶人在伎儿之手耳。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终则卖主规利，其死固有余罪。然宪宗用之于前，武宗诛之于后，臣愚以为皆失之。何则？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昔汉光武待王郎、刘盆子止于不死，知其非力竭则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岂非助乱之人乎？而光武不杀；盖以既受其降，则不可复诛故也。若既赦而复逃亡叛乱，则其死固无辞矣！如谊等，免死流之远方，没齿不还，可矣；杀之，非也！

　　臣司马光曰：唐宪宗时董重质在淮西叛乱，今郭谊又在昭义叛乱，其淮西镇主吴元济和昭义镇主刘稹，实际上如木偶在耍把戏人的手掌上。董重质、郭谊二人起初劝主人作乱，最后又都卖主谋求私利，处死他们当然是死有余辜。然而，唐宪宗任用董重质在前，唐武宗诛杀郭谊在后，二者处置却截然不同，谁是谁非？我虽然愚钝，但认为以上两种处置都有不当。为什么这样说呢？唐宪宗赏赐奸贼董重质，是不义；唐武宗杀死已降的郭谊，是不守信用。先去义和信，如何能治好国家！过去汉光武帝刘秀对待向他投降的王郎、刘盆子，仅止于不死，除留他们一条命外，没有任何赏赐，这是因为汉光武帝知道王郎、刘盆子不到穷途末路，力竭不能抵抗时，是不会投降的。另外樊崇、徐宣、王元、牛邯这帮人，岂能说他们不是助纣为乱之人？而光武帝刘秀也不杀他们，大概是因为既已接受他们的投降，就不可再诛杀他们的缘故。如果他们不知恩义，既已受到赦免不死，却又逃亡叛乱，那么，再行诛杀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而如果唐武宗对待郭谊等人，免他们死罪，流放到远方，到老也不让他们归还，不是也可以吗！将他们一古脑儿全杀死，实在是不对的！